明朝内阁制度是否先进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判定。

　　后来又因为治政理政压力过大，皇帝又设立了几个“秘书机构”，诸如文渊阁、华盖殿等。直到建文四年，建文帝一纸召令系数罢免大学士，召解缙、胡广等入午门当值，最终成立了助手机构“内阁”。

　　内阁并没有实际权力，但是却帮助皇帝控制了大量的权力，直接加强了皇权。

　　内阁制度建立在相权被破坏的基础上，意味着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相权的绝对失败，同时代表着国家真正走向了君主独裁。

　　失去了相权的制约，国家政治是否清明 、社会是否能够得到发展完全取决于皇帝是否勤政善政。

　　看明朝数百年的历史，大部分的皇帝不作为，民生凋敝，高压统治，非常不利于国家的正常发展。主要的原因便在于相权的缺失，皇权的扩大。

　　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内阁制又算不得是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。

　　我们都知道，明代内阁制主要行使的是票拟权。即阁臣将处理政事的初步意见拟具成文，奏呈皇帝的工作。

　　这等于是掌握了代替皇帝起草批文意见的职权，等于直接参与了国家政事的处理。后人将明代内阁之只能比作古之丞相，主要原因就是阁臣主持票拟的缘故。在皇帝对内阁比较信任时，内阁的意见容易被皇帝接受而得到执行，这样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，提高了明的国家机器效能。比如宣宗时的“三杨”。

　　内阁首辅品位尊崇，与皇帝是近水楼台，权大势重，恍若汉唐时的宰辅，所以内阁首辅号称“无宰相之名，有宰相之实”。可是明代的内阁制度与先前的丞相制度毕竟有本质的区别：

　　首先，丞相具有裁决机宜的执行权，遇事可以上奏执行，甚至可以先斩后奏；而内阁辅臣没有汉唐宰相的实权，事无巨细都要禀承皇帝的旨意，请旨定夺，一切都断自宸衷，遵照他的意见拟具出办法，等被批准之后，才能得以拟旨颁行。就是说内阁对于朝政国事，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，而是奉诏办事，从未改变其“侍从左右，以备顾问”的身份。丞相拥有法定的权利，而阁臣包括首辅在内，只备皇帝“顾问”，其权利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。而明代阁权大小一直处于飘忽不定中。

　　其次，在历代中央集权制度下，“统理政务、统率百官”的丞相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，有自己的相府以及诸多属官。在明初，丞相府称中书省，省中有左、右丞和参知政事等属官，六部为其直接下属机构。而阁臣不同，它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，首辅亦非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，六部更不是其法定下属，阁臣品秩有的甚至比各部尚书还要低。

　　再次，先前的宰相身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跻身相位者总位极人臣；但阁臣却不一定，起初各类学士的品秩才区区五品，甚至更低。后来内阁体制虽渐趋尊崇，入阁者往往先是任命为某部尚书或侍郎，再以兼任某大学士而入阁。但入阁者品秩不拘这一特点却与明代相始终。

　　此外，内阁人数不一定，内阁始终不是中央一级的正式行政机构，与六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，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，不许实际掌握六部事务，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，更无直接任免官吏之权限。

　　从上述丞相制度与内阁制度比较上看来，内阁显然只是皇帝加强独裁的工具。它是明代试图解决皇权和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。明代以内阁取代前朝的丞相制，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权的高度强化。

　　废除丞相制，君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得以解决。君权空前膨胀，这对朱明江山的稳固，是极为有利的。有明一代，将近300年的历史中，前后在位的皇帝共十六名。其中有好几位是少年登临大位的，也有好几位则多年避居深宫，倦于理事。但尽管如此，君权还是极为牢固，并不曾出现过权倾一朝、觊觎皇位的人物。各种原因，自然与丞相的废除有关。

　　“票拟”是内阁的最大权力，而票拟能否被批准，则取决与皇帝的“批朱”。故而处理政务的大权，实际上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。如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明世宗，也能“张弛操纵，威柄不移”。万历年间范守已就说，他曾在大学士徐阶处看到嘉靖帝的谕札和改定的旨草，发现大学士票拟的文件，全经嘉靖帝的省览改定。倘若有不符皇帝旨意的，则驳回再拟。再有不符，则必加申斥，所以内阁辅臣拟旨以后，无不惴惴不安。由此，范守已得出结论说：以往人们认为辅臣拟旨，几乎是执擅国柄，其实远非如此。

　　实际上，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，而是司礼监大太监。内阁在票拟皇帝诏谕时，要依据皇帝口授的命令，即批朱。批朱是由秉笔太监，将皇帝口头指示用朱笔记录下来，因此秉笔太监的权利很大。“口含天宪”的司礼监柄笔太监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。这见为宦官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。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，内阁的票拟不过是他们参考的建议权。明中叶以后，皇帝往往深居内宫，不大问政，而将宦官视作心腹，委以重任，故而曾几度出现如汪直、刘谨、魏忠贤这样的宦官擅权的局面。内阁票拟也形同虚设，诏令敕文几乎完全出于内官之手。

　　司礼监抓到了“批朱”权，其权力便延伸到了外廷，影响到了阁臣的职权范围。司礼监往往借此专权乱政，操纵内阁，为所欲为，使自己的特权位居内阁之上。对此，清人赵翼曾评论说：“前朝首辅权力虽重，而司礼监之权力又在内阁首辅之上。”阁臣为了保官晋秩，往往必须结交太监。隆庆至万历初年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。当时虽说是阁权比较重的时期，但徐阶因为得罪了中官而被逼迫辞职；高拱企图赶走司礼监太监冯保，结果自己反遭流放；而张居正因为秘结了冯保，才得以取代前者而为首辅。执政后，冯保贪财好货，张居正就不遗余力的设法满足他的奢欲而保住自己的地位。至于后来魏忠贤专权时期，有的辅针甚至不惜卖身投靠，成为“魏家阁老”，内阁的权位更是为内监所操纵。

　　同时，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，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。明代内阁中的首辅因具有拟旨特权，以及品位尊崇，接近皇帝和裁决机宜等特点，故而成为阁臣们竞逐、觊觎的目标。纵观有明一代，阁臣间的争夺排挤，明争暗斗，呈越来越激烈的态势，他们往往朋党台谏，纷争不休，拉帮结派，互相吹捧或攻击，形成朋党，势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。客观上看，这种阁臣间的纷争对于皇帝的统治是相当有利的，因为阁臣间的纷争，以及阁臣与宦官间的争斗，似的他们彼此相互制约，皇帝高高在上，更便于平衡处置，统治起来便更加安全、省力，皇位自然也更牢固。但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，阁臣间无休止的争斗，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，最终导致明王朝国政的日趋荒废，以致走向衰亡。特别是明朝后期，整个朝廷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，终至内外交困，以致亡国。晚明接触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：“有明之无善治，自高皇帝罢相始也。”

　　故此我们得出结论，明代的内阁制并无多少先进之处。内阁的权力是依附于皇权的。内阁无法向脱离皇权而独立运作的方向发展。也不会出现皇帝“垂手而天下治”的局面。

　　我认为明朝内阁制度相较于之前的各个朝代的制度，内阁制度的确是要先进一些的。

　　首先，处理政务上。

　　以往的朝代，臣子有事上奏，都是在朝堂上提出来的，除非是非常荒谬的提议会有其他大臣反驳，或者皇帝特别问道某个人的建议，才会出现讨论，皇帝最后下决定。

　　由于，都是面对面，臣子间顾及脸皮，容易导致一些疏漏，即使有人看到，他也要再三思索是否会交恶上书之人。即使是反对，其言辞一般也比较婉转，不会过激，所以难免的会出现许多漏洞。

　　但是内阁不同，内阁有‘‘拟票’’的权利，最终决定的是皇帝的朱批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类似于帮皇帝找了一帮提意见的，以前皇帝接触的都是事件本身，而皇帝又远离民间官场，容易误判。而现在皇帝除了能看到事件的描述，还有数位柱国大臣的分析、建议，处理政务的效率提升了一个台阶。

　　其次，增强中央集权。

　　内阁帮助皇帝将外放给臣子的权利集中在内阁，皇帝又通过锦衣卫、东西厂掌控内阁大臣的举动，皇帝一下子将全天下的权力全都抓在了手上。

　　而且内阁政务繁重，这些大臣实在没精力想多的。

　　最后一个，内阁制度的产生其实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果，是君主立宪的前身，这是历史的大进步。

　　只可惜，明朝灭亡太快，还没有到这一步。

　　明朝牵动着多数人的感情，所以不容易看清真相。像内阁制这样重大的制度，了解其真实面目之后，还是不太容易接受的。可以说，“内阁票拟、近习裁决、言官参驳“的内阁制，并非立国之初的祖制，而是在不断变迁中形成的，其背后是整个明朝的逐步塌陷的过程，可以说毫无先进性可言。

　　明史选举志有单独的”中极殿大学士“条，其中讲清楚了内阁制的来龙去脉。明太祖最初设立三殿一阁，仅仅只是为了教太子读书，当时的大学士，其官职仅有正五品。明太祖当时说，本朝罢丞相，庶政由各部院寺分理，永不再设。

　　永乐帝实际上也遵循了这个遗训，他拣选杨士奇、杨荣等人进入文渊阁”参预机务“，仅仅只是权宜之计，并不代表内阁制已经形成。因为朱棣是不可能不知道此举的危害的，当时的阁臣也没有特殊地位，只相当于秘书，职位是编修、检校、讲读三类。这些秘书虽然在文渊阁能够听到和看到朝廷官员奏事，但无权出声，朝臣与阁臣秘书之间也不能暗通声气。

　　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中极殿大学士，旧名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，旧名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，武英殿大学士，文渊阁大学士，东阁大学士，并正五品掌献替可否，奉陈规诲，点检题奏，票拟批答，以平允庶政。

　　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十五年，仿宋制，置华盖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诸大学士，……征耆儒鲍恂、余诠、张长年等为之，以辅导太子。秩皆正五品。……成祖即位，特简解缙、胡广、杨荣等直文渊阁，参预机务。阁臣之预务自此始。然其时，入内阁者皆编、检、讲读之官，不置官属，不得专制诸司。诸司奏事，亦不得相关白。

　　明朝初期面对着很大的困境，那就是制度如何架设？明太祖以民族主义起家，但建国后采纳的却是多元包容政策，对儒学虽然推崇，却并不沉迷，他本人更倾向于黄老，曾写过《御注道德经》，文中对汉初的黄老之道，有着深刻的领悟，推崇休养生息、与民更始。这种精神在建文帝时期出现反复，建文帝身边全都是纯粹的儒生，推崇理想化的王道乐土。这个矛盾一直深藏在明朝肌体之内。

　　同样的，朱棣也不喜欢儒生，自己曾注释过金刚经。他对宋儒推崇的理想并不当真。事情到了弘治年间才出现转折性变化，代表人物是大学士李东阳、谢迁、徐溥。弘治十年三月（1497年），孝宗在文华殿召徐溥、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议庶政，命四位大学士看奏章，而后拟旨，拟定后，弘治随手改定，就成了圣旨。这一做法，此后成为惯例，应该就是”票拟之权“的源头。

　　《明史·孝宗本纪》：十年春正月庚戌，大祀天地于南郊。三月辛亥，以旱霾修省，求直言。甲子，召大学士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于文华殿议庶政，后以为常。

　　《明史·徐溥》：三月甲子，御文华殿，召见溥及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，授以诸司题奏曰：“与先生辈议。”溥等拟旨上，帝应手改定。事端多者，健请出外详阅。帝曰：“盍就此面议。”既毕，赐茶而退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阁臣的身份地位有一个越来越尊崇的过程。从最初的正五品秘书，到了尚书级别。但要看到，是阁臣自己的六部官职起到了主要作用，比如永乐时期的杨士奇，他本身就是礼部侍郎，一般朝臣当然要尊重了。景泰年间，王文始以吏部尚书身份进入内阁，即开始在阁中设置中书舍人，上呈下达，不再与普通的低级官员见面。可以说，这个时候，威势就已经形成。弘治10年的那次仪式性的动作，只是确认了这个变化而已。

　　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仁宗以杨士奇、杨荣东宫旧臣，升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，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，谨身殿大学士，仁宗始置，阁职渐崇。其后士奇、荣等皆迁尚书职，虽居内阁，官必以尚书为尊。景泰中，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，入内阁。自后，诰敕房、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，六部承奉意旨，靡所不领，而阁权益重。世宗时，三殿成，改华盖为中极，谨身为建极，阁衔因之。嘉靖以后，朝位班次，俱列六部之上。

　　稍后的嘉靖年间，内阁在朝位班次、舆服等级上都正式明确，内阁制就正式形成了。这个时候距离明朝开国，已经过去了150年。

　　《明史· 舆服志》：内阁赐蟒衣，自弘治中刘健、李东阳始。麒麟本公、侯服，而内阁服之，则嘉靖中严嵩、徐阶皆受赐也。

　　内阁一旦拥有了票拟权，实际上就相当于宰相了，甚至比宰相权力还要大。因为这个时候有了儒家舆论作为帮手。

　　正如上书，明初是不完全尊崇儒学的，建文帝以儒家理论削藩，还引发了靖难之役。但从仁宗开始就越来越向儒家靠近，而向儒家靠近，首要的表现就是：阁臣逐渐成为文官领袖。在明清朝文人的各类书稿中，李东阳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。读书人把他视为明朝的初代首辅兼精神始祖。

　　在很多笔记中，李东阳的形象都多少都有点神化。他是第一批正式行使票拟权的人，又与太监刘瑾对抗，且大获全胜。他忠于王室、才华超卓，而后又能安全着陆。其人格魅力与政治转折相重叠，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。

　　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，那就是：票拟权会受到”近习“的干预。近习，就是太监、内臣，他们代表皇权，对内阁的票拟做出否决和变更，会极大削弱文官领袖的权威。这也是内阁这只”异形“孵化出来之后的第一次争斗，刘健、刘瑾两人围绕正德帝发生了殊死对决。掌握儒家舆论的大学士集团，可以用任何理由随时发难，正德帝和刘瑾退无可退。

　　最终，隐忍跟随、后发制人的李东阳大获全胜，正式确立了内阁初代领袖的地位。其后，嘉靖帝经过大礼议事件，也仍然无法压制儒臣，只好妥协，最终形成了”内阁票拟、司礼监批红、言官参劾“的格局，但言官实际上都是儒臣的喉舌。

　　这套制度，被一些人认为是先进制度，但实际上却是弊端丛生。它首先是全天下的文官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势力，加上科举儒学和言官清流的鼓吹，等于又掌握了意识形态大权，皇权在它面前实际上陷入极大的困境，仅仅剩下一个”否决权“而已。那么谁来制约天下读书人和文官呢？

　　就以内阁第一次与皇权恶斗来看，大学士刘健那些话也未免太霸道了，并无传统儒家的尊君之道。比如，他第一次发难，是以”京师淫雨自六月至八月“为由，而具体事项又指向了各种耗费，尤其是皇室支出的耗费。事情越闹越大，各部院又联合起来指责”近习“挠权，矛头直指皇权。正德帝于是使用否决权，否定了票拟，至此拉开了更大规模的恶斗……

　　《明史·刘健》：京师淫雨自六月至八月。健等乃上言：“陛下登极诏出，中外欢呼，想望太平。今两月矣，未闻汰冗员几何，省冗费几何。诏书所载，徒为空文。此阴阳所以失调，雨旸所以不若也。…吏、户、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争职掌为近习所挠。健等拟旨，上不从，令再拟。健等力谏……

　　这种事情从正德开始，一直到崇祯灭亡，都从未断绝，天下焉能得到治理？此后的嘉靖帝，作为超级的权谋家，只能以阴谋驾驭朝局，而他一旦死后，明朝就再没有人能应对这种非常的困局了。

　　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。

　　形成时期长，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，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。

　　从永乐开始，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，皇帝“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，以有阁臣票拟故耳”。但是，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，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，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。所以内阁进展缓慢，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。

　　在永乐朝以后，内阁权力加强。从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，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，皇帝不能再胡来。 明朝时，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，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。

　　经过嘉靖、隆庆的发展，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，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，张居正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。

　　而现代首相以及内阁是建立在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之上的。君主立宪制发端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。当时距离明朝灭亡的1644年，已经过去了44年。距离永乐皇帝继位的1360年过去了328年。

　　所以，明朝的内阁制度虽然存在诸多弊端，但在当时不仅仅是先进的制度，而且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制度。

　　明朝的内阁是明朝政治的一大发明，它既先进又弱后，但总体上是先进的。

　　明太祖朱元璋之前，朝廷管理国家主要是靠宰相，由宰相负责各项政务，统揽六部，对皇帝负责。但是，这样的话，宰相的权力很大，容易威胁皇权，架空皇帝。于是朱元璋就废除了宰相，由皇帝直接管理六部，但是事情太多，根本管不过来，没有助手则无法开展日常工作，于是他就招聘了一些秘书，帮助它查阅资料、提提意见等。这就是内阁制度的雏形。

　　后来，到明宣宗时期，内阁制度就基本定型，内阁就相当于是大明皇帝办公室，所有办文事项皆有内阁先提出意见，供皇帝决策。但是，由于内阁提的意见都是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的，所以皇帝一般不能反驳，如果反驳，除非有更充分的理由，事实上皇帝基本都是同意内阁的意见。这样，内阁事实上又有了宰相的权力，只是没有宰相之名。内阁制度总体能保证政务能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，又不会威胁皇帝。

　　明朝内阁制度就是后世各级办公厅（室）的原型，有了办公厅（室），工作自然就好做了。

　　明朝的内阁制度在当时而言是非常先进的！

　　因为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咨询机构，负责就事情给皇帝提出解决意见，可以帮助皇帝掌握权力，而且相比较丞相制度，皇帝的权力受到的束缚更少！

　　解放了皇帝的双手，让皇帝能放开手脚大干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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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把观点放在最前面：明朝的历代皇帝南征北战，各种作怪，还能维持二百七十六年的国运（1368年―1644年 ），全依赖此制度。内阁制度，是明朝开创并完善的，它使封建专制王朝的行政制度更加完善，对后世影响深远 。同样，一个更完善的行政制度，也会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。

　　为什么呢？

　　下图，为整理的一张明朝官制的分布图：

　　它看起来（实际也是）特别扁平，这也是现代很多企业推崇的扁平化管理，最大的特点就是：天下事，皇帝需要事事过问（管的事情多，代表权力就越大）。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直接原因便是：废除了宰相，后又创建了内阁制。

　　那么，内阁又是如何运作的呢？

　　全国的奏章，都由通政使司汇总，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，再交到内阁，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，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，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六部。即：皇帝决策、内阁议事、六科校对、六部执行。本来都是由宰相干的活，现被拆分细化。内阁议事制，与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相似，不同的是人大具有一定的决定权，但本质上是相通的。

　　内阁的存在，提高了皇帝的底线。

　　在创建初期，内阁是皇帝的专职参谋（不带长），人数一人至七人不等，都是有学问的大儒。所以，这些人议出来的政策，大多都很靠谱。如果，不是小冰河时期，自然灾害频发，民生难以维持，明朝也不至于灭亡。但天灾人祸，避无可避，时也命也。

　　后期发展，首辅（参谋长）主事，话事权愈增。但因为没有决策权、执行权，议事权再大也难以威胁到皇权的安危。明朝没有一位皇帝被内阁辅臣所杀，也正是此因。

　　内阁制度的形成，是明朝总结历朝历代盛衰成败之因，根据国家发展需要的开创之举。

　　另：朱元璋的宗藩分封制，我认为有另一层意义：即使你反了，天下还是姓朱。

　　以下为：秦、汉、隋、唐、宋、元的国家行政制度（官制），可从中对比。

　　秦朝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。是以皇帝为首、士大夫为辅的、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，非常具有开创性，同时，也被后世历朝历代所承袭。

　　当然，也导致了之后几千年的皇权与相权冲突。

　　下图为秦朝的行政制度（官制），从中可以看出：君贤臣忠，则天下昌盛；君庸臣奸，则天下倾覆。相对于周制，如皇帝势弱，丞相专权，没有诸侯能够勤王，这也是郡县制在当时的弊端。所以，秦二世而亡。

　　汉朝，在秦朝行政区划分上，增加了诸侯国（下图框选处），这是吸取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，同时，结合了周朝分封制，让政权更加地稳固。丞相专权时，诸侯可以勤王。

　　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：“诸侯王，高帝初置，金玺绿绶，掌治其国。有太傅辅王，内史治国民，中尉掌武职，丞相统众官，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。”

　　汉武帝为了加强权利的平衡，设立了大司马为首的内朝，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相对。这种内外分治的制度，在随后的汉帝国中，使相权与皇权此消彼长。

　　同时，汉朝也在三公之上设立了上公，虽为荣誉职位，无实职实权，但也有制约相权的意思。（东汉略有不同：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，总领政务，为的是削弱三公权力，其实，换汤不换药，太傅就是事实上的丞相）

　　正是这几个改变，汉帝国比秦多了近400年的国运。虽然，中间被王莽的窃取了15年的权柄，但不影响，这一制度的伟大。

　　西汉与东汉的灭亡，起因皆是：皇帝势弱，诸侯势大，外戚、宦官干政。最根本上的原因也是皇帝势弱，这也是封建制、分封制的弊端。

　　为什么把隋朝列出来？我是想，每一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，能够记住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是需要莫大的智慧、决心、勇气的，而隋朝，它就是！

　　隋朝开创了科举人才选拔制度，这是区别之前任一朝代的官员选拔机制。新的选拔制度，代表会有不同阶层的可以当官，旧有阶层的权力得到削弱，同时，也缓和了皇帝与士大夫、皇帝与民、士大夫与民等之间的矛盾，更有利于皇权的长治久安。

　　隋朝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且成效明显，在政治上，开创的三省六部制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如若不是改革力度太大，且连年征战导致国力透支过度，它也不会如此命短。

　　唐朝的官制是在隋朝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。当时的三省六部体制已经非常完备，各部门职责明确，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。

　　三省长官（尚书省、门下省、中书省）皆为宰相，宰相权力进一步削弱。

　　相较于隋朝，唐朝在地方设置了节度使：一是为了边防，二是为了能有勤王兵力。后因安史之乱，节度使缺乏监督且权力太大，割据成了藩镇，唐朝也是因此而亡。

　　唐朝的灭亡，也是验证了再好的行政制度，也是需要智慧执行的。同样，皇权在内部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。

　　宋袭唐制，又在唐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，同时，削弱宰相的权利，使宰相权力三分（中书省、枢密使、三司使的事权重相近）。

　　宋也开创了，部门长官有名无实权的官场规制，即官称和实职的分离制度，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的是“宰执”，而不是宰相，宰执是由皇帝直接指派有贤能者任职。

　　同时，吸取前朝教训，重文治抑武官，以文官掌地方军务首长官（中央指派），虽一般都不到岗，但对地方军队实际掌权者有很大的节制作用，军粮、军官、军饷都要依仗文官。

　　政权、兵权、财权、司法权都集中于君王，也避免了前朝的武将、后宫、外戚、宦官的干政情况。

　　至此，皇权得到了保障。但也正是，官场的互相制约，导致军队战力不高，难御外辱，宋朝也是因此灭亡。

　　元朝，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。在行政制度，创新性地在地方设置了行中书省制度。

　　元朝的行政制度是袭宋，只是，得其形而不得其意。社会上层结构混乱，权力倾轧，政变频繁，也是其未能实施政策的主要原因。因为，对于权贵阶层缺乏强有力的约束，同时，实行人种的地域等级制度；导致社会矛盾激化，民间起义频繁，让元朝政府无暇顾及民生发展，终导致国力衰微，走向灭亡。

　　先进个屁！直白点跟你说吧，明朝的内阁制度就是充当了皇帝的秘书作用，要你的时候就有用，不要你的时候屁都不是。明朝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后，中央所有的大小事务，需要决策的，都推到了皇帝那里，皇帝高度集权。皇帝独裁对皇帝是好事，但是也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事太多了，没人分担，太累了，这个时候朱棣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就设立了内阁，这个内阁主要就是帮皇帝整理文件，分门别类，然后读给皇帝听，皇帝怎么说你就怎么写，然后皇帝再签字盖章，其实内阁他狗屁权力都没有，还先进啥？

　　明朝内阁是皇帝咨政机构，有时皇帝需要亲征等原因，把权力交付给一些大学士掌管，逐渐形成了行政中枢！但内阁制度并不是先进制度。

　　所以内阁制度只会加速明朝政治腐败！不是先进制度！